在考古发掘中，在全国各地的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的印在陶器底部的方格纹、席纹、人字纹，这显然是古代人类在制作陶器时为方便拿起坯胎，将其放在竹子编织的垫子上而形成的。在这方面西安半坡遗址最突出。其发掘报告非常详细地把编织技术归纳为三种不同方法。第一种是斜纹编织法。这种编织方法是纬带和经带垂直相交，纬带下穿二根或数根的经带，纹样呈斜交状。人字纹是最精致的纹样，经带和纬带都是扁条状，宽窄相同，彼此穿过压下两条或三条，依次推移而成，这种纹样与今日的芦苇席纹样一致。

有的经带每穿过纬带5条，压纬带一条。相邻的上面显出两条经带则穿过一条结带，压一条纬带。纬带则穿过两条经带，压5条经带。经带向右依次推移，纬带依次向左推移。与人字纹编织相同的是条带式编织，它的经带为一根一根的圆柱状的草茎或枝条，纬带则为宽扁的薄条。第二种是编结编织法。纬带穿过经带一根，即压两根，并缠绕后面一根，后一条则缠压前一条所压之后面的一根。编出的纹样呈斜交人字纹状。第三种是间格纹编织法。经纬两带垂直相交，相间压穿而成。

其实，以上编织技术并不限于仰韶时期的半坡遗址，在黄河上下、大江南北的广阔地带，人们都普遍地掌握了编织技术。这在各地的考古发掘中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。浙江省吴兴钱山漾遗址发现的编织物，除筐篮和竹席、芦苇席以外，还有鱼篓和簸箕等。这些实物资料，对中原地区发现的编织物的印痕，是一个有力的说明编织和纺织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，主要表现在它们都利用经纬交织技术，每交织一次都有一个沉浮点。它们之间只有原材料的区别。

另外，少数民族语言也向我们传递了这方面的信息。景颇族语谓织布为“送板达”，“送板”是布的意思，“达”是编的意思，直译便是编布。从编织技术特点的角度，对近代少数民族所保留的一些织造方法进行分析研究，可以认为人类早期的织造主要分为吊挂式和平铺式两种。吊挂式是把纱线（植物纤维）的一端，固定于高处，在垂下的一端吊上一些重物，使纤维绷直，有利于操作。固定纱线的物体可以是横杆，也可以是树干。进行编织的时候用手移动下垂的重物，逐根逐次进行交叉，就可以编织出多种织纹的条状织物。

而平铺式是把经纱平铺于地或平坦之处，成为一个平面，编织时，用辅助物（针或竹片之类的东西）把经纱按奇、偶数挑起，连续巡回，穿入纬纱，依次压紧。在云南可以找到吊挂式编织的不少实例。哈尼族、傣族、纳西族编织带子时都使用吊挂式编织法。平铺式编织的实例则更多。景颇族、傣族、彝族、哈尼族、壮族、水族、布依族等民族，利用织机编花时，采用一片很小很薄的竹片，按结线编花设计，成组地挑开经纱，然后才穿纬纱达到编花的目的。编织竹席也是平铺式编织方法。

在云南民族中，找到与纺织起源有关的实例并不困难，我们可以在哈尼族、傣族、纳西族等民族之中见到最古老的吊挂式织造技术。元阳县哈尼族织带的方法，将经纱垂吊在一个小型台座上方的横梁上，小台座有三足，台面呈半圆形，台面上有+形架子，整个小台座高60厘米，宽50厘米左右。编织时将纱线（有的为色线），固定于+形架的横杆上，每股线的末端系以泥球、石块、铜币之类的重物。

在编织时按设计要求甩动重物，如进行辫子纹的编织，只要依次交叉甩动重物，即完成一次编织。反复若干次，直至完成。一般说来，纱的股数越多，悬坠的重物越多，编织的程序就越复杂，带子的宽度也就越宽。西双版纳傣族的纺织技术比较完善，织布、织花无所不精。他们至今也还保留着编带技术。滇西北的纳西族，老年妇女也采用与哈尼族编织方式相类似的方法编织带子。

总而言之，居住在西双版纳的哈尼族，织造带子的技术和机具对我们很有启发。机具是一个高约2米，宽约40厘米的井形竹质框架，织造时竖于地面，一端着地，一端附于房檐处，在上横杆和下横杆处系上数十根经线，垂直绷紧，宽不足10厘米，用手结几个综眼穿入，另准备一片竹片作纬刀，以一小竹片缠绕为梭。织造时，织者站立，腰微弯，以手指勾起综杆，令经线开口，穿入纬棍，引纬，单手握竹片进行打纬。如此反复便可以织出约七八厘米宽的布带。这种织带方法虽然机具简单，以手指挂经，打纬尚不完善，织造幅面较窄，但对吊挂式编织方法已有所发展。